1942年河南大饥荒
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或1941年夏到1943年春。当时河南省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遭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和遭遇日军轰炸而死者无数，而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
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一路上饿殍遍野，饥民相食惨不忍睹。
1943年，美国记者白修德报导此事。他说，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甚至5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逃亡到陕西、甘肃和西部一带，但这只是白修德的估计。
而据1943年的国民政府统计，死亡人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88006人，另一个是1484983人。
亲历者讲述真实的一九四二：饥民食用观音土充饥
2012年12月04日13:17 来源：济南时报
“1942年，我6岁，正在河南开封，街头都是饿殍……”
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刚上映，一位生于1936年的老人致电本报，用苍老的声音跟记者说。老人叫王德一，开封人，1942年大饥荒侵袭中原的时候，6岁的王德一依偎在祖父母身边，亲眼见到一对做人肉包子的父子被关进了日伪高等法院的监狱内。提及往事，王德一老人泪水闪烁，几不能言。在老人的口述中，记者似乎穿越了长达70年的时光，亲临了那段黑暗而悲惨的历史细节。
家住开封双龙巷，6岁遭遇大饥荒
见到王德一老人的时候，他拄着拐杖，坐在济南某小区一户居民楼里，满脸皱纹和苍苍白发掩饰不住他因经历过诸多历史节点而特别明亮的眼睛。今年76岁的王德一用带有一丝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自己出生在河南开封，因为儿子在济南工作，所以才迁居到了济南。“电影《1942》你看了吗？就是冯小刚拍的那个？”王德一率先提问记者，以便用一个现实的热点，去重启70年前的故事。
1942年，如今坐在记者面前娓娓讲述历史的王德一还只是一个6岁的孩童。刚刚出生不久，父母为避战祸就离开了开封，他由年迈的祖父母带大。三口人住在开封双龙巷一处两进的院落中，祖父母和他住在第一进的三间屋子里，第二进的九间房子上着锁。祖父原本是一户桑姓望族的厨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主家”桑氏已经逃走，祖父便留下来“看房子”。
1942年，这位曾经伺候过县令的鲁菜厨师不仅无法靠手艺为生，甚至到了“无米可炊”的地步———大饥荒来了。
开封剩下的老人妇孺多是没有能力去逃难的，饥饿一步步靠近了。
“1937年，日军进入了中原，父亲是1937年走的，母亲当时怀着孩子，生下了弟弟，1939年带着弟弟也走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祖父母留在开封。”王德一说，他的父亲是当时国民政府河南省教育厅的小职员，日军南下之后，父母跟随着国民政府河南教育厅去了豫西的山区，留下年迈的祖父母在开封照顾他，整个童年的记忆中，开封都在日军的占领下。
“我记事儿很早，三岁之后的事情记忆很深刻。我家住在开封府的双龙巷，隔一条街就是开封的文庙。我爷爷当时在日伪政府河南高等法院做端茶倒水的下人，所以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这样的情况到了1942年，也就是我6岁那年发生了改变，开封街头的饿殍渐渐多了起来。”
王德一清楚地记得1942年，这座曾经经历过靖康之役的宋代都城，再度生灵涂炭。
“开封市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日军占领过程中，很注重表面的虚假繁荣，戏园子都是在持续营业的，但是粮食的价格却一路攀高。”王德一回忆说，从1941年冬天开始，开封街头出现了许多从四面农村过来的饥民，到了1942年，渐渐地变得更多。
当时，河南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和中国其他地方因为战争而隔绝，所以饥民无处可逃。
“和开封相比，洛阳的情况要好许多，因为洛阳1944年才沦陷，1942年向西走的火车还通着，饥民还是能出去逃命的。但在沦陷区，日军不会救灾，也不会放流民出去要饭，开封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是灾区，西边是黄河，灾民无处可逃，情况可想而知。如果说大饥荒除了天灾还有人祸，第一条应该算在日军头上。”
卖人肉包子的父子被活埋，饥民食用“观音土”充饥
“因为我当时很小，爷爷又在衙门里服务，所以一直没有断粮，但是日子也已经很困难。”王德一说，对于饥饿的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对卖人肉包子的父子。“我亲眼见过那对父子，骨瘦如柴，被关在日伪河南省高等法院的监狱里，看着真是可怜啊！”
当时，日军占领下的中国，一直有抗日分子在活动，王德一的一个远房叔父就被抓入狱。爷爷带着6岁的王德一去监狱探监，路过一间牢房，爷爷悄悄告诉王德一：这里关的就是卖人肉包子的爷俩！“
之前，城里的大人都在传，城郊有一对父子，卖的包子是人肉馅的。”在王德一的记忆里，这对父子骨瘦如柴，看上去很可怜，也有一点可怖。“后来，听家里大人悄悄地说，这对父子没有经过审讯，就被宪兵大队在夜里拉出城外活埋了。想想真是可怜，他们本身也是灾民，如果有饭吃，谁会去吃人肉呢？”
驻守开封的日军是什么样子的？
76岁的王德一回忆起来仍然用很恐怖来形容。“有时候为了搜查抗日人士，日军会来挨家挨户地搜查，一听见日本鬼子敲门，我爷爷裤子都不提就赶紧去开门，如果晚了一小会儿，很可能就会挨上一刺刀。”王德一回忆说，“大饥荒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饥民吃‘观音土’。什么是观音土呢？其实就是滑石粉，用滑石粉蒸成的馍馍，看上去又软又白，很像真的馍馍，但是吃下去，拉不出来。”王德一说。
与电影1942中的情形一样，观音土只能救一时，在饥荒中不断地有流民死去。说到此处，王德一一度哽咽不能说话。“有些开封的财主拿出了自己的钱去买粮食，赈济灾民。主要的活动有两种，一种是施粥，搭上粥棚，让灾民排队来领粥。另一种是发窝窝头票，持票可以去领窝窝头，窝窝头也只是高粱米的，且这种施舍不是一直都有。”
1942年的饥荒中，吃了整整两个月的肉包子
日子越来越难过。父母在豫西的山区里，生死未卜，年迈的祖父母拉扯着6岁的王德一艰难度日，作为一座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古城，1942年对于开封来说显得格外漫长。不过，王德一在饥饿的1942年，竟然吃了两个月的肉包子。这个奇迹，是源于街头的一次偶遇。“有一天，我奶奶带着我在街上走，忽然遇到了一个熟人，我喊这个人叫叔。他的名字叫做郑炳林，是河南日伪宪兵大队的便衣队长，日本人侵略之前，他和我家的大人就是熟人。”王德一深入到过往的经历中，语调忽然变为了标准的河南开封话：“我奶奶在街上遇到了这个叔，他指着我问我奶奶，‘这是谁的孩儿啊？’我奶奶说：‘这是明义的孩儿！’那个叔就说：‘走，我带着去吃包子！’”王德一和奶奶本以为只是一顿包子，却发现这位日伪宪兵队的便衣队长掏出来3枚现洋扔给包子铺，让6岁的王德一在1942年的饥荒中，吃了整整两个月的肉包子。“也可以说是他救了我一命吧。”王德一回忆道。
在王德一吃着饥荒年景中的肉包子的同时，侵华日军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开封著名的地标“龙亭”后面的广场，日军焚烧了受伤的士兵，这个传闻也在祖母和这位便衣队长的聊天中得到印证，王德一告诉记者：“也是1942年，开封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事儿，日本人把自己的伤兵焚烧了。用劈柴点起大火，让伤兵往火堆里跳，如果不跳就扔进去。据说，其中有的伤兵，仅仅是伤了一根手指头。”这些事情得到了日伪宪兵大队便衣队长郑炳林的印证，因为从点火到收拾现场，都是伪军完成了整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王德一根据这一段历史，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做《焚之祭》。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王德一已经是9岁的男孩，父母大包小包从豫西的山区回到了开封，见到了还活着的王德一祖孙。一家人颇有大难未死的团聚之感。“我奶奶给我介绍，这就是我的父母，但我的感觉已经相当陌生了。”同时，1945年祖父的主家桑家人也回到了开封，王德一一家将房子还给了桑家，搬到了开封徐府街。
房子的主人桑继芬夫妇，都是当时国民政府编译馆的馆员，负责给学校编写教材，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封第一高中的特级教师，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新中国成立后，王德一就读于开封纺织工业学院，后来分配到了上海的一家纺织厂成为高等工程师，但是1942年的那段苦难记忆，一直影响着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我的经历中，贯穿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史。”
王德一最后这样对记者感慨。(韩双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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